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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作品中多余人的形象是什么
俄国“多余人”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们生活在贵族阶级趋向没落的时期，在反动的专制体制和农奴制下感到窒息，不愿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但因为远离人民，无法摆脱贵族立场，缺乏生活目的，只能作为一个社会的“多余人”。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里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里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里的奥勃洛摩夫等，都是“多余人”的代表。普希金的代表作《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一个重大的创新。它的发表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确立的标志。别林斯基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奥涅金》可以称为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和最富有人民性的作品”。奥涅金的形象是俄国封建社会贵族青年的典型，他虽然受过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不满于贵族社会的庸碌，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但贵族的生活方式又使他灵魂空虚，无所作为，成了社会的“多余人”。这样，奥涅金就成为俄国文学中第一个“多余人”的形象。奥涅金的形象在俄国贵族革命时期的文学中乃至整个俄国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奥涅金也因此在俄国多余人形象系列中成为最重要的，最有代表性的多余人形象。
在其他多余人形象中，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在二三十年代曾是贵族社会里的佼佼者，是一个对上流社会强烈不满的贵族青年。
“多余人“多余人”之所以会“多余”，是由当时的时代特征和知识分子自身的特点决定的。19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正处在一场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之中，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浪潮席卷俄罗斯，特别是1812年卫国战争和1813至1814年的俄军西征对俄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青年贵族军官接受了欧洲的民主思想，又在西征中亲眼看到了西方先进的文明、民主的制度和发达的生产力。在他们
的影响下，贵族知识分子纷纷成立自己的组织团体，普遍对俄国社会的现状表示不满，并开始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失败使贵族知识分子社会变革的热情消退，沙皇政府则变本加厉地加强控制。在这一动荡的历史过程中，贵族知识分子始终充当着这个时代的思考者和领路人的角色，试图唤醒俄国人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精神。他们向来喜欢追问“谁之罪”和“怎么办”，因为他们“固有一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追求精神理想，不满足于平庸的物质生活”。他们总是幻想用自己的知识和思考去解决社会现实中的种种实际问题，但结局往往是不幸和无可奈何。这种特点决定了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彩虹般美好理想和生活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也就是“多余人”之“多余”的根源。所以，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当贵族知识分子的软弱、犹豫不决和无力积极干预生活成为社会前进的障碍时，具有清醒的理智和实践能力的平民知识分子就取代了他们。由此可见，时代特征和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的特点共同促成了“多余人”作为客观人物的出现，而“作家只不过反映了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一种典型罢了”。所以，19世纪的“多余人”是当时的俄罗斯社会现实与贵族知识分子之间冲突的结果，是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对现实生活进行的一种反应方式，是他们在那种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的一种生存状态，体现了现实主义作家对当时时代特征和人物特点的理解与把握。
20世纪的俄罗斯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苏联。从20年代中期开始，俄国人民便处在动荡的政治旋涡之中，在斯大林模式的一言堂意识形态话语的高压下，失去了个性、自由和思想。之后，在漫长的几十年间，大部分俄罗斯知识分子都经历了短暂的欣喜、彷徨与怀疑、失望与痛苦，最终选择的是逃亡或精神的放逐。面对一元化语境，背负社会责任和历史十字架的俄罗斯创作知识分子要用自己的作品说话。作家们让笔下的主人公成为知识分子，成为“把自己放在人、人类、民族、人民、无产阶级、生物或其他类似存在的位置上的思想家”，让他们依靠自己渊博的知识来分析、思考、领悟、改变这个世界。
我们惊喜地发现，“多余人”和一系列类似“多余人”的形象出现在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中，从不同侧面反映了20世纪知识分子
的生存状态。一方面，这是由于俄罗斯文学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不断延续的缘故。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虽以反传统的面目出现，却表现出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整合俄国文学、外国文学文化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另一方面，这是由相似的时代特征造成的。在封闭、压抑、不自由的历史环境中，俄罗斯知识分子既遭到当局的压制，又遇到被统一的舆论所催眠的民众之不理解，然而他们依然坚持自己的良心和社会责任感，坚持思考。第三，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俄罗斯敏感而具有良知的创作知识分子修正压抑的生存环境的一次尝试。作家们尝试通过揭示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来反观社会现实。于是，新“多余人”出现了。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作家安?比托夫在《普希金之家》中成功塑造了廖瓦?奥多耶夫采夫的形象。“普希金之家”即位于圣彼得堡涅瓦河畔的俄罗斯科学院普希金文学研究所，作品主人公廖瓦?奥多耶夫采夫就是这个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他从小受到正规的学校教育，失去了个性和独立的思想，只会按照别人的和现成的思维模式去思考。他的父亲从一开始就把严酷而丑陋的真相隐藏起来，只教他虚无空洞的理想主义，让他一直生长在幻想世界里。“解冻”时期的一天，他素未谋面的祖父突然回到家里。祖父莫杰斯特?普拉托诺维奇?奥多耶夫采夫喻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出现的精神贵族、知识分子精英。他个性自由，执著地为自由而斗争，曾因反对当局对人的精神压迫而被判流放。多年的流放生活并没有把他变成精神奴隶和顺民。流放归来后，老奥多耶夫采夫依然坚持其反对僵化的体制的立场，提出不同于官方的异端思想，因而被驱逐到生活的边缘。通过与祖父的交流，廖瓦尝试着抛弃幻想，去思索人生和寻找真实的自我。但是，幻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让廖瓦变得迷惘，他只从祖父那里接受了一些他认为必要的思想。廖瓦有才能，会思考，善推理，但沉湎于童话式的理想而不懂生活。他曾是一个有才干的年轻人，但充斥社会的恶与危险却慢慢地消磨了他的天赋，他变得害怕思考、害怕表达自己的思想，害怕成为当局批判和打击的靶子。他的创作也是虚幻的，是对虚假现实的模仿。类似廖瓦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当时的苏联还是很多的，这与“解冻”前后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这就是著名诗人叶?叶甫图申科
所谓的“二十大的孩子”。
米拉舍维奇作为小说的第二主人公，也具有“多余人”的气质特征。十月革命时期，年轻的米拉舍维奇因被牵连进一起谋杀案而入狱。出狱后，他搬到外省小城斯托尔贝涅茨市居住，并在那里开始了文学创作。米拉舍维奇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青年时代曾经呼唤革命，并实践革命。然而，米拉舍维奇亲眼看到社会动荡中自发势力所引发的暴力及其对法制的破坏，亲身感受到了世态炎凉。他以知识分子特有的敏感捕捉到了社会动荡对人的愚化和人们道德的滑坡，却又无能为力。在经历了一系列人生变革之后，特别是认识到社会动荡中的暴力和“革命”新贵们主张的欺骗性之后，他开始思考，换了一种全新的、有点类似于隐士和圣愚的生活方式，遁入自己的理想世界。他生活在世俗世界的边缘，冷眼看着这个世界，成为一个局外人。
因此，可以说，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并不是什么无根之水、“坏文学”和虚无主义的时尚，而是坚实地站在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扬弃和发展的一种文学新流派。肇始于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多余人”形象始终与时代脉搏紧紧相连，得以“后现代化”。”形象之所以在俄国文学中占重要地位，是因为贵族革命家脱离人民，成为解放运动第一阶段的大问题，但到了第二阶段，时代变了，“多余人”形象进步意义的一面消失了，生活要求的另一类新型人物，即官吏、小市民、商人、农民等平民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新人”形象也就应运而生了。
俄罗斯人为什么长得这么成熟
一方面基因就比较早熟，另一方面女孩的人为干预和催熟让俄罗斯女孩出现了普遍早熟的现象，另外俄罗斯的环境比较有激情，部分电视台可以很形象的给孩子们科普两性知识，让这里的孩子和睦充分得到释放。自然也就早说的比较快了。
俄罗斯人属于高加索人种，皮肤白皙，身材高大，眼窝深陷，五官立体，这和黄种人个子较矮扁平圆脸有很大不同，从视觉上就让人觉得更加成熟。
俄罗斯是怎么爱孩子的
俄罗斯人爱孩子，视孩子为掌上明珠，但爱而不娇，严而不厉。家长视孩子为朋友，充分尊重孩子，共同营造民主、和谐、向上的家庭氛围。近10年来俄罗斯人的价值观发生很大变化，但他们眼中好孩子的标准依然是爱祖国、爱亲人、
爱劳动，有知识、有理想、有追求，善良正直。坚韧不屈，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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