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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时期蒙古和清朝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个人认为，清朝和蒙古的关系可以分为清早期，中期末期三个时代，总体来说蒙古各部与清政府的关系颇有不同。他们或与满族统治者联姻，或被武力征服。清代将蒙古分为设官治理的内属蒙古和由札萨克世袭统治的外藩蒙古。外藩蒙古又分为内札萨克蒙古和外札萨克蒙古。内札萨克蒙古归附清朝较早，多与皇室联姻，后成为今的主体部分。外札萨克蒙古多为清军征伐期间内附或被迫投降，地位在内札萨克之下，而属于外札萨克的在康熙年间经“”归附清朝。清代后期的官方文书中出现了“内蒙古”和“”的概念。“内蒙古”指内札萨克蒙古49旗，“外蒙古”指外札萨克蒙古86旗。清崇德元年设立理藩院（原蒙古衙门），属礼部，而且满文就是在蒙古文字的基础上加以改进而成的一种竖直书写的拼音文字。很可能早期的清太祖太宗朝，蒙古语是仅次于满语的通用语言。
简单的说，清早期和后金时期，主要是以联姻和征伐为主要手段，后金和入关前几乎每位宗族贝勒都娶了蒙古科尔沁部的女子，著名的如博尔济吉特氏等，而满洲的宗室女子也嫁给蒙古科尔沁的台吉，如爱新觉罗莽古济等。征伐主要是针对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以及喀尔喀蒙古诸部和“炒花五大营”。因为这些部族比较强大，和大明长期保持赏贡及贸易关系，对清朝时顺实叛，清太祖太宗朝为了南下攻明，必须首先剪除西部侧翼的威胁。最终察哈尔部林丹汗死后其子前往盛京降清，林丹汗的妻女被满洲贵胄瓜分一空。正是通过不断联姻加强满洲在蒙古的势力，用不断征伐的手段促使更多的部族归顺，实现了在蒙古设立了蒙古八旗。后金的地域和兵力得到巨大的发展，蒙古诸部也成为南下入关和进击中原的一支重要力量，比如在大凌河战役和松锦大战及后来和李自成潼关大战中蒙古骑兵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样后金及刚刚建立的清政权也通过占领当时蒙古的河套地区（如归化城），联合土默特等部，打击阿噜喀尔喀部，扎鲁特等部迫使其归降。从而绕开明宁锦关防线直接从侧翼深入到大明晋陕甚至宣化一带进行攻击或者劫掠，代善，多尔衮，豪格，萨哈廉，岳託，多铎，济尔哈朗，阿济格等人率兵数次从山西北部地区得胜堡，墙子岭一带攻入明境。
清朝早期入关后，对蒙古依然采取的是联姻安抚和攻伐的手段，双方婚嫁不断。后多铎平定苏尼特部腾机思、腾机特与漠北蒙车臣汗硕垒等漠北喀尔喀蒙古的叛乱，切断他们企图联合漠南蒙古共同反清的阴谋。所以清朝后金时期主要是以攻伐为主，和亲联姻为辅的方式来处理与蒙古诸部的关系。
随着清朝一统华夏，在清中前期调整对蒙古的政策，康熙帝和蒙古诸部多伦会盟，使得漠北喀尔喀三部归顺大清，将漠北纳入中国版图，从而使“蒙古部落，三皇不治，五帝不服，今已中外无别矣”，使得长城正式退出历史舞台。除了招抚外，军事打击也重要的手段之一，康熙三次亲征准格尔部葛尔丹，最终击败葛尔丹的叛乱，迫其自杀，归降了蒙古诸部，又通过不断打击趁机占据准格尔部土地的阿拉布坦，使其不断西迁南下，清朝最终在拉萨取得决定性胜利，并对西藏正式实行中央统治。
后雍正朝又对青海厄鲁特蒙古首领罗卜藏丹津和清代卫拉特蒙古准格尔部噶尔丹策零大规模用兵，直到乾隆初年与清廷议定准、喀二部牧界，并定期于肃州互市，遣使通贡不绝。之后准噶尔部上层贵族发生了争夺汗位的内讧，为了摆脱战争灾难，萨喇尔、三策凌等先后率部内迁归附，不久，归降清廷的阿睦尔撒纳，因统治厄鲁特蒙古四部的野心未能得逞，聚众叛乱清军平定准噶尔贵族分裂叛乱的战争，至此取得了胜利。清中前期对蒙古诸部继续采取联姻和安抚的政策，分封蒙古宗室爵位，并修建木兰围场及其基础上的避暑山庄，定期的与蒙古诸部王汗举行朝见和宴会，并通过宗教来安定蒙古人心，实行严格的盟旗制度来约束和分化诸部的力量。所以在清中前期和中后期，清朝对蒙古采取的是安抚，结盟，联姻和宗教为主的亲和政策为主，军事手段打击和建立严格盟旗制度为辅的措施。
清朝晚期由于内部起义及外部侵略，加之腐败无能使得清朝国力大降，但清朝晚期，蒙古诸部还算比较稳定。蒙古著名亲王曾格林沁还率蒙古骑兵南下剿灭太平天国及捻军，并在天津重挫英法联军。甚至肃王善耆以理藩院大臣的身份在蒙古地区实行设立工厂，改良马匹，兴修水利并修筑铁路等政策。直到清朝灭亡后宗社党与外蒙分裂势力勾结俄，日等国，企图建立“大满蒙帝国”。而当时民国国力弱小，军阀混战，无力北顾，外蒙在最终“实际自制”，后在苏联的无耻的“支持”下“独立”出华夏版图。所以清末对蒙古诸部的统治延续中期安抚稳定的政策，但清朝灭亡后，随着苏联和日本的崛起，外札萨克世袭的蒙古成为今天的蒙古国。
嘉庆皇帝是怎么死的为什么没有死在北京
嘉庆二十四年（1819）十月初六日，是嘉庆帝颙琰的六十大寿。为了过好这次庆典，他做的第一件大事是宣布普免天下历年正耗民欠及缓征带征钱谷，共计银21296800余两；米谷4045200余石。十月初六日六旬华诞的宴会也搞得气氛非常浓烈。
置身于盛大的欢宴之中，颙琰有些陶醉，他设想：凭自己健壮的身体，再过70大寿、80大寿，乃至90大寿，都是没有问题的。的确，颙琰的身体确实很结实，虽然已年届花甲，但仍能骑马纵横驰骋，毫无倦意。他在位的25年时间里，基本上没有患病的记录。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六旬大寿，居然是自己一生中最后一次寿诞了。
寿诞结束后不久，颙琰惟一的同母弟庆郡王永璘开始患病，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春，病情愈加严重。庆郡王永璘比颙琰小6岁，是乾隆帝的最后一个儿子，颙琰与永璘从小一起长大，形影不离，感情颇深。永璘偶有过失，也曾受过罚俸的处分，但颙琰念在同母来的份上，对他往往有所迁就。
永璘患病时，他曾亲赴病榻前探望。三月病危时，又特谕令封永璘为庆亲王。三月十三日，永璘病逝，年仅55岁。永璘的病逝对颙琰打击很大，当时他正离京恭谒东陵，住在丫髻山行宫，闻讯后悲痛异常。俯视丫髻山，不禁触景生情，因为以往谒陵，永璘必定随行，而此次非但未能同行，却遽然长逝，人去楼空，想到这里，颇有茕茕孑立，形孤影单之感。
颙琰忍耐不了东陵的孤寂，决定提前回京。入京后，亲临庆亲王府赐奠，当日，他还写了一首题为《哭十七弟》的致哀诗：“寿终天地数，花萼叹倾摧。问疾尚悲戚，加封难挽回。如愚能受福，知止不呈才。旋毕亲临奠，泪泉滴酒杯。”
就这样，颙琰送走了他惟一的同母弟，悲戚之余，他仍感到自己体魄的强健，没有丝毫老来将至的感觉，他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种争强好胜的心理使得死神已悄悄地向他逼近。
庆亲王永璘去世后四个月，即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按照往年惯例，颙琰又要率皇子、大臣去热河秋狝木兰。从圆明园出发时，他身体感觉良好，没有任何异样的感觉。在北上的路上，颙琰不顾路途疲劳，照常处理政务。七月的华北，骄阳似火，仿佛要把大地的水分吸干，因赶路过急，一日他忽然中暑，身体颇感不适。七月二十四日抵达热河行宫后，他不顾中暑后身体的极度疲惫、虚弱，仍去城隍庙拈香，又去永佑寺行礼。
二十五日，颙琰的病加重了，直到此时，他才察觉到自己纵马驰骋的时代已经过去，应该服老了。朦胧之中有时忽然想起十七弟庆亲王永璘，悲怆不已。皇次子旻宁、皇四子绵忻守候在病榻前，昼夜守护。
当晚，颙琰的病情急剧恶化，急召御前大臣赛冲阿等大臣，众大臣急忙寻找盛装建储密诏的鐍匣，却谁也不知鐍匣藏在何处。
按照清朝的祖制，皇帝在选好皇储后，密书诏书两份，装入鐍匣，一份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一份由皇帝本人密藏。但颙琰认为，把如此重要的鐍匣置于正大光明匾额后实在是不安全，所以，他没有像雍正、乾隆那样将鐍匣藏在匾额之后，而是藏在一个内侍身上。
此时，嘉庆帝已经驾崩，诸臣督着内侍翻检了皇上用的十几只箱箧，都没有找到遗嘱，最后才从这个内侍身上找到小金盒，盒上有锁却无钥匙，大臣把锁拧开，才从盒中找到建储的遗嘱，宣示御书“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卯初立皇太子旻宁”，据此，旻宁继承帝位，是为道光帝。
颙琰去世后不久，旻宁颁发了乃父的遗诏，写道：
“······孟秋中旬，朕恪守祖先的训示，将举行木兰秋狝典礼，先驻避暑山庄。朕身体素来健壮，未曾患病，虽然已年逾六旬，但长途跋涉，仍不觉劳累。此次北行，天气炎热，路途中偶感渴暑，身体不适，但昨日仍策马翻越广仁岭，到山庄后，忽然觉得痰气上壅，到晚上病情加剧，恐怕难以好转。朕遵照家法，曾于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卯初，预立皇太子旻宁，亲书密缄，藏于秘匮，今允许传诸于众......”
当然，这封遗诏不可能是颙琰亲自口诉或书写的，因为他从发病到病重，到去世，这一切都似乎来得太快了，不可能预先准备，应是顾命大臣负责撰写的。
据后世史家研究，在这次出发秋狝时，颙琰的身体确实是健康的，但他赶路过急，而且“不知老来将至”，仍然策马翻越广仁岭，遂导致中暑并引发其他病症。到避暑山庄后，未及时医治，仍然外出拈香、叩拜，使病情急剧恶化，终于一发不可收拾，结束了他61岁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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