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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才子解缙为什么会锒铛入狱，最终惨死
在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实现儒家的“修齐治平”的理想，是大多数读书人的出路。然而官场是个大染缸，空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信念，不足以实现心中理想的。虽说政治是大多数人的事情，但这些人并不适合政治。平面上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但在政治上似乎不是，没搞清楚这个，恐怕难得善终。明朝大才子解缙，似乎也是这么一位。
少年得志解缙祖上曾是唐天宝年间的进士，官至蕲州县令（今湖北蕲春），因历代战乱，多次迁徙，至解缙曾祖父才定居在江西吉安太平山。到了其父解开，是国子监进修，其母也是书香门第之后，良好基因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年仅14岁的解缙，经县令出题主考，以“之乎也者矣焉哉，安排七字做秀才”，当场被录取为庠生（官办学校学生），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一举中得解元，成为了江西头名的举人。次年参加南京会试，解缙文采飞扬，受到主考官刘三吾的好评，向皇帝建议为状元人选。后因对策言论过高，有点不切实际，殿试后位列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一甲第七，为太祖朱元璋看中。太祖曾推心置腹对解缙说：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是说道理上是君臣，情感上是父子，要解缙和盘托出。
致仕八年受到鼓舞的解缙，上了一封洋洋洒洒的万言书：
痛斥法令更改频繁，导致百姓疑惑;监察机构纲纪不严，不能激励清流，提倡风采;官场风气不正，想要有作为的羞于同朝为官。但其并未将矛头指向太祖朱元璋，将问题指向了底下的大臣。之后又进呈“太平十策”，批评太祖分封皇子为藩王的做法，说“分封势重，万一不幸，厉长刘濞之虞”，极有可能是汉朝景帝时期，吴楚七国之乱的翻版。李善长死后，解缙又代为写了《论韩国公冤事状》为其鸣冤：
善长胡乃身见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为此者，必有深仇激变，大不得已，父子之间或至相挟以求脱祸。今善长之子祺备陛下骨肉亲，无纤芥嫌，何苦而忽为此。臣恐天下闻之，谓功如善长且如此，四方因之解体也。今善长已死，言之无益，所愿陛下作戒将来耳。用胡、李的年纪以及李善长与朱元璋的姻亲关系，说明胡、李二人没有谋反的理由，婉转批评朱元璋杀功臣，委婉地要其以此为鉴。虽然不知道朱元璋出于什么心理，对解缙说出的“当知无不言”。可以肯定的是多次的犀利言辞，带来的负面情绪不是那么快，可以平复的，但太祖怜惜解缙的才干，并没有“惯性”地干掉，而是对其说：回去尽心于古人，十年以后再来大用，还不晚。
成祖起用解缙恃才傲物，愤世嫉俗，得罪了很多人。八年后，太祖朱元璋去世，就被人找个借口贬到了边远的河州地区（甘肃兰州）担任卫吏，实在是受不了边关之苦，写信告知董伦：不耐寒暑，复多疾病。在时任礼部侍郎的董伦帮助下，解缙才调回南京。可见大才子“吃了一堑”，有了一点点变化。
靖难之役后，成祖朱棣首先得在宣传上做文章，以显示自己得位的正统性，将执笔编写《太祖实录》，如实记录燕王谋反的叶惠仲，下狱并族诛。换上大才子做总编，如此今天的《太祖实录》中建文帝一朝，四年的历史荡然无存，便是解缙的杰作。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朱棣也如其父一样，以唐太宗、苻坚自诩，号召底下大臣要像王猛、魏征，敢于直言不讳，来了一出纳谏的好戏，说:
敢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难得，敢为者强于己，敢言者强于君，所以王魏（王猛、魏征）之风世不多见。若使进言者无所畏，听者无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拿出大臣名单，要解缙品评。如此，大才子责无旁贷，将当朝大臣点评了一遍，如：户部尚书夏原吉的评语：有德有量，不远小人；吏部尚书蹇义的评语：其资重厚，中无定见；刑部尚书的评语：可谓君子，颇短于才。前半句都是夸人，后半句分别说与小人混在一起、没主见、才疏学浅。给堂堂的国家六部长官这样评语，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如此还不尽兴，又将太子身边的尹昌隆、王如玉等人，如是者二。表面上是君子的光明磊落，实则犯了大忌，岂不闻刘伯温当年点评杨宪等人，受到胡惟庸的报复？实在是书生意气未脱。
卷入夺储朱棣夺取政权后，面临立储，一直摇摆不定。一边是素有贤名，文官拥戴的长子朱高炽；一边屡立战功，在武将中颇有威望的次子朱高煦。于是私下征询解缙的意见。大才子很坦诚：世子忠敬仁孝，天下莫不闻，守成令主也，且夺长为乱道。是说天下人都知道朱高炽，仁义孝顺，不立长对朝廷不利。朱棣犹豫之时，解缙抓住朱棣的心理，补了一句：好圣孙。使得朱棣终于下了决心立朱高炽。这也令朱高煦怀恨在心，加上解缙出于“天下为公”，有点口无遮拦，得罪了不少人。两股势力汇流，不断向朱棣进谗。先是立太子后，朱棣仍放不下对次子的喜爱，作为补偿，准其礼仪待遇超过太子，解缙认为这是争端的开始，但朱棣认为是离间父子感情。之后在出兵安南一事上，解缙又唱反调，渐渐失去了朱棣的信任。1408年，朱棣赏赐黄淮等五人钞罗衣，唯独没赏解缙。朱高煦见此，又来落井下石，不仅诬告泄露宫廷秘密，而且揭发阅卷不公。大才子再次贬官边关，任广西参议。
三年后回京述职，又不懂避嫌，仍以“天下为己任”，在朱棣远征蒙古之时，觐见太子。抓住把柄的朱高煦，将情况告知成祖。这次解缙没有那么幸运，朱棣将其关进了锦衣卫诏狱。五年后，朱棣看了锦衣卫指挥使纪纲，呈送的囚犯名单：缙犹在耶？（解缙还活着？）如此，心领神会的纪纲将解缙灌醉，埋在雪中，大才子就这样活活冻死。呜呼~
后记韩非子的《显学》篇：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说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狂派”一直被人敬仰，是一种态度。即便造成了“以身殉道”，那也只是示范作用，后期效果如何尚不明晰。或者“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狷派”，是另外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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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什么没人.人们把诗或文章写得很好的人称为才子
人们把写得很好的诗或文章的人称为"才子"，是因为他们展现了出色的文学才能和创作能力。
"才子"一词原本指的是具有卓越才华、有出众天赋的人。在文学领域中，才子常常被认为能够用优美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通过诗歌、文章等形式传达内心的艺术表达。
他们的作品可以引发读者共鸣，给人以美的感受，因此被人们称为才子。当然，对于称呼一个人为"才子"还可能包含其他层面的寓意，比如某人不仅在文学才华方面出众，还具有多方面的天赋或智慧。这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可能有不同的解释和理解，因此具体的涵义也可因人而异。
为什么都说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
先说南方的才子：大唐文宗有高于韩昌黎（河南孟州河阳人）、柳河东（山西永济人）者乎？二位皆为北方人；有清一代最大的才子之一纪晓岚（所谓南袁北纪），河北河间献县人，北方才子。
至于北方的将……开国十大元帅里，九个是南方人，何解？
因此，什么“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此说毫无道理，笑谈罢了。
古代的文人才子为啥都喜欢去青楼，并且跟青楼女子以知己相称
纵观古代各种文人墨客的逸闻趣事，但凡在诗词辞赋上有点成就的，基本上都和青楼有着或多或少的瓜葛，几乎逛青楼成了古代文人墨客的“必修课”，因此现在人们普遍把这些文人墨客归为纵情声色的好色之徒。其实，文人墨客之所以爱逛青楼，除了寻欢作乐之外，最重要的是，青楼更是他们追逐名利的“名利场”，要平步青云遗世留名，青楼就是他们必须踏足之所。
其一、青楼是文人墨客提高创作水平的交流场所。在青楼未被定义为妓院之前，主要是描述那些富丽堂皇楼宇的，也代指大户人家，比如魏晋时期“南开朱门，北望青楼”，这里就代指富贵的象征。青楼发展成娱乐场所之后，歌伎便成了青楼的主角。古代青楼对歌伎的选聘非常严格，要求也很高，不仅要有相当的文学素养，还要在曲艺上有较高的修养，得精通琴棋书画方才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歌妓，可以讲，现代许多文学研究生、博士不一定能比得上他们。因此，古代许多著名的歌伎也是有名的才女，比如唐代的薛涛、鱼玄机、关盼盼，宋代的苏翠、严蕊，明代的马守真、薛素素、范钰等，她们诗词水准都很高，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在4万多首《全唐诗》中，就收录的21名青楼女子近200首作品，可见这些青楼歌伎文学水平之高。能和这些歌伎亦师亦友，共同探讨文学，切磋诗词，对于文人墨客创作水平的提高是非常有帮助的。
其二、青楼是文人墨客以文会友，结识同道的最佳场所。古时候因为交通通讯非常落后，可娱乐的地方也不多，青楼就成了人墨客流连最多的地方，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文学圈子，类似于当今的文学沙龙之类的学术探讨团体，三五同道一起赏歌品酒的同时，相互品评所作的诗词作品，对于写作水平的提高作者是很明显的，许多一字之师、一词之师的佳话就来自于这个场所。同时，在青楼这种文人墨客云聚的地方，也是结交同道的好去处。这些文人但写得一两佳句，总希望能有人分享，并且帮加评析。到了青楼，只要你不怕献丑，把作品诵吟出来，便会有不少文友评头品足。兴致来时，还会变成诗词写作比拼大赛，文品爱好相投者便会找到知音，变成同道好友。如唐代的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等，本来生活的地方相离十万八千里，就是在青楼相遇相识成了好友，后来被称为“边塞四诗人”。
其三、青楼是文人墨客作品传唱，提高自身影响力的场所。古时候没有什么文学出版社，更没有什么文化传媒之类的公司帮助宣传推广，基本上全靠酒楼茶肆和说书先生的口头传播，依靠青楼歌伎传唱就成了文人墨客传播作品，扩大影响力的主要途径。歌伎传唱谁的文章多，谁的影响力就更大，名气也就更响。而要让歌伎多多传唱自己的作品，和她们搞好关系加深交情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北宋著名词人、婉约派代表人物柳永，其之所以传世的作品比较多，名气比较大，并不仅仅是他的作品水准高，更在于他以青楼为家，日日与歌伎厮混，与歌伎们交情较深，歌伎们乐于传唱他的作品有关。又比如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人，《旗亭画壁》载，三人到青楼会宴，席间一众歌伎前来助兴，第一人唱的是王昌龄的诗，第二人唱的是高适的诗，第三人唱的还是王昌龄的诗，两人大为高兴和得意，王涣之面子就挂不住了，直到第四个才艺最好的歌伎唱了王涣之的诗，王才高兴得与两人一醉方休。就连苏轼也自己承认，一旦有得意的作品，也得花钱请有名歌伎帮忙传唱，可见青楼歌伎对于文人的重要性。
其四、青楼是文人墨客体验生活，寻找创作灵感的场所。艺术来源于生活，不了解人民大众的真实生活情景及爱恨情仇，是无法写出好的作品来的。但由于当时交通工具极为落后，这些住在京城的文人墨客要深入群众体验生活实在不便，而青楼歌伎来自社会各个阶层，都带有各个阶层的生活经历，并且她们之所以来到青楼谋生，每个人身上都有个这样那样的故事，可以说，歌伎的身世就是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民的生活缩影，了解她们也就大概了解了民众的生活。特别是这些歌伎在青楼的生活当中，也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生经历，这些都是难得的创作素材。尤其是她们在接触形形色色的人之后会发生种种爱恨情仇，爱情又是古今中外文学创作永恒的主题，无时不在激发着文人墨客们的创作灵感。《全唐诗》收录的4万多首诗里面，就有2000多首是描写青楼女子的爱恨情仇的，可见青楼对文人墨客创作的影响之大。
其五、青楼是文人墨客寻找机遇，平步青云的场所。许多文人墨客，一生郁郁不得志，或屡试不第、或怀才不遇、或仕途不昌，而青楼不仅是文人墨客的流连地，更是达官显贵，皇亲国戚，甚至是皇帝的温柔乡，这些落魄文人如能在青楼遇到一二，得到赏识，说不定就能从此平步青云，改变一生的命运。比如北宋词人周邦彦，本来怀才不遇，虽然因向宋神宗献《汴京赋》而大获赏识，由太学诸生直升为太学正，但也仅仅是个正九品官，连个小小的县令都比不上，因而郁郁不得志，常常流连于青楼之间。却因此结识了当时名动京城的著名歌妓李师师，而李师师又是当朝皇帝宋徽宗的宠伎。有一次周邦彦正与李师师幽会，宋徽宗刚好也来会李师师，周邦彦吓得躲入床底。宋徽宗走后，周邦彦将宋徽宗与李师师的幽会过程写成词，李师师诵唱该词时被宋徽宗识破两人的私情，宋徽宗将周赶出京城。李师师去送别时周邦彦写了首辞别词，又被宋徽宗发现，这次宋徽宗竟赏识起周邦彦的才情，不仅免了他的罪，还提拔他做了专管乐舞的最高机构大晟府提举，阴差阳错之下，竟因祸得福，官升三级，从此跟随宋徽宗填词咏歌，可谓平步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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