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关于元朝将职业划为十等，儒(知识分子）归为第九，为什么元朝轻视知识很多朋友都还不太明白，不过没关系，因为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关于不建议知识分子学佛法的知识点，相信应该可以解决大家的一些困惑和问题，如果碰巧可以解决您的问题，还望关注下本站哦，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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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佛教不杀生的问题
食肉动物因为只能吃肉所以不得不杀生，造成因果纠缠，生生世世难有出期，这是畜生的无奈。而作为杂食动物的人类，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选择吃素，只要科学的吃素，不会缺少营养。佛教是要教你如何解脱生死泥沼，所以第一步就是要戒杀生。其实不吃肉是戒杀生的延伸，佛教并不是反对吃肉，在佛教看来，蔬菜也好，肉类也好，奶类也好，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原子分子的集合，都是维持身体的食物，都可以吃的，关键在于肉的来源问题。居士可以在不能吃素的情况下吃三净肉（眼不见杀，耳不闻杀，不为己所杀，但市场出售的肉不属于三净肉）。汉传佛教因为传播地域属于农业文明，有全素的基础，所以要求出家众完全断肉。南传佛教因为所持戒律的不同，出家人的食物来自于信徒供养，对在家人布施的食物不可挑剔，有肉也吃，这样的肉属于三净肉，可以吃。藏传佛教因为地域苦寒，所以也持南传佛教一样的戒律。
儒家真的那么不堪吗
儒家没有那么不堪。
儒家推行的核心思想是仁，仁政。孔子是儒家第一个圣人，他的思想论语都已经体现了，仁政是孟子的主要思想，是民贵君轻的思想，意思也不是说君就轻了，而是相对论，就是把民的地位放在重要的地位，不能看清轻民，君和国才更能强。到荀子更是提出了君舟民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思想，多读就可以体会到，宋第一相赵普曾说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儒家关于治天下还是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的。
但是，儒家思想对于开疆辟土，扩张侵略的秦或说战国时代的意义背道而驰，因此并不受各诸侯国待见，而严刑峻法的法家，所向披靡的兵家，提倡非攻却机关善战的墨家才是他们的最爱，因此抹黑儒家是必要的，因为诸侯当下的任务治理国家能够用就行，如电脑三千的能玩游戏就行，为何还要花一万高配，其余的七千我还可以买电视和冰箱的道理一样。
到了汉武帝时期，接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此后一直用来治国，当时，董的所谓的儒家已经是儒“术”了。只是，儒家被政府招安以后，已经不是孔儒了，只是统治阶级的一块骗人的牌子了，自古至今，孔子背了几千年的黑锅。他提倡礼，而不是我们所说的封建礼教，而是社会运行的规则秩序，正如我们所说的德治；他提倡仁爱，是无私的超脱阶级的爱，而不是有人解读的统治阶级的狭隘的爱；
这是一个矛盾的结合。儒家是一个独立的学术流派，希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当他们参政了，他们不是统治者，他们的学说又被改版阉割，为了统治者的利益而变得不伦不类，但是却承担了所有的非议。但是，他们即使如此也九死不悔，至少他们的思想被采用了很多。
这，就是我所认识的儒家，而不是教科书里的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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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将职业划为十等，儒(知识分子）归为第九，为什么元朝轻视知识
在元代，作为知识分子的儒生可谓是斯文扫地。儒生的社会地位居然排在了农民与乞丐之间，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的说法。知识分子成为了“臭老九”的说法，应该就源于元朝。
南宋孤臣谢枋得和清代学者赵翼分别在《送方伯载归三山序》和《陔余丛考》中，介绍了元代“九儒十丐”的现象：
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者也。(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
又谓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而无七匠、八娼之说。盖元初定天下其轻重大概如此。是以民间各就所见而次之，原非制为令甲也。（赵翼《陔余丛考》）
造成元代儒生地位低下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有三点：
首先，宋末的残酷战争使儒生没有舞台。由于宋末战争太过残酷，元好问在《冠氏赵侯先茔碑》中写道：“兵兴三十年，朔之祸惨矣！盛业大德、名卿巨公之后，遭罹元元，遂绝其世者多矣。仅得存者，亦颠沛之不暇也。”战火烧了几十年，很多儒生家破人亡，不仅济天下之志无从谈起，就连好好活下去都成了大问题。据《元史·高智耀传》记载，在元太宗窝阔台汗时，“皇子阔端镇西凉，儒者皆隶役”。数十年后，忽必烈即皇帝位，仍是“时淮、蜀士遭俘虏者，皆没为奴”的状况。原来能做帝王师的儒生，居然沦落成了奴隶。除正史外，野史中有更多记载，如胡衹遹在《紫山先生大全集》中道：“士夫南冠，为奴者甚众，大夫、士、衣冠之子孙陷于奴虏者，不知其几千百人”，儒生的处境之苦，难以想象。
其次，元朝统治者人为地“以人划线”。蒙古贵族夺取全国政权后，在全国实行“四等人”制，将民众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四等，并按照等级划分，在用人行政、法律地位、赋役税收及科举名额分配等方面，有各种不平等的规定。
一等是蒙古人，为元朝“国族”，蒙古统治者称之为“自家骨肉”；二等为色目人，指除蒙古以外的西北各族、西域以至欧洲各族人；三等为汉人，主要指原金朝境内的汉、契丹、女真等族；四等为南人，主要指原南宋境内江浙、江西、湖广的人。儒生们多是大谈华夷之辨的汉人，他们完全处于末流，“儒户杂泛差役……与民一体同当”，其社会地位可想而知。
再次，元朝根本就不重视科举。元朝消灭南宋以后，在元太宗窝阔台汗九年(1237年)，才举行了第一次科考，史称“戊戌选试”。这次科考一是并不针对所有儒生，参加考试者只是原金朝境内的儒生；二是选试内容只是简单的经义、辞赋论等，只要“不失文义”者都可中选；三是在录取者中，只有极少数人得以入仕，还都是地方性的小官。
从表面上看，“戊戌选试”只是装装科举的样子；从深层看，“戊戌选试”使得一些沦为奴隶的儒生得以脱离贱籍，据《元史·选举一》记载，“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其结果，“得士凡四千凡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在录取的4000多人中，竟有四分之一的是奴隶身份。“戊戌选试”的意义在于，通过科举这种方式，救济了流离失所及陷于奴籍的儒士，使他们以“儒户”的身份，取得了优免赋役的特权。但“戊戌选试”并没有形成制度,一直到70多年后的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才举行了第二次科举。在这期间，儒生进仕为官的途径基本被封死了。儒生特别是沦为“四等人”的南人，更没有身份上的优势，最多只能“吏进”，却往往沉于下僚，老于笔吏。即使万里挑一，侥幸中了进士，还会莫名其妙的倒霉。至正八年(1348年)，王伯恂被主考官赞为天下第一奇才，其他考官却说王伯恂是南人，要降其名次，最后发榜，王伯恂竟然落第。当年的状元王宗哲，乡试、会试、殿试连中三元，这在宋代肯定会飞黄腾达，登上重臣之位，然而，王宗哲最终在元代官场中，却碌碌不见称道，《元史》中连他的传记都没有。
由此看来，儒生几乎无从当官，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技能又不怎么样，因此成为社会上最穷困潦倒、缺衣少食的阶层。“小夫贱隶，亦以儒相嗤诋取笑”，在一般人眼中，儒生即是最没出息的无用之人，落得个“老九”的诨名，实在是悲哀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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