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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的贞观之治给我们什么启示
贞观之治给我们的启示很多，只说三条。
第一，君主给力。
李世民格局大，能力强。李世民的心胸宽广，气度非凡，他能容天下难容之事。像魏征这种人，喜欢直谏，是挑毛病专业户，经常把李世民气的翻白眼，很多次下不来台，但李世民把魏征当做一面镜子，只要老魏说的对就虚心接受，这样就减少了决策失误，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至于能力，更不用说了，文韬武略，驭臣之术，无所不精。
第二，重视军事。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稳定压倒一切。李世民重视军队发展，军力强大，边疆安定，他多次派兵挥师北上，把那些不安分的少数民族揍得够呛。外邦纷纷来唐结好朝贡，万万不敢有非分之想。
第三，得民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贞观时期的核心工作。首先政治清明，让老百姓顺心顺气；其次轻徭薄赋，大力发展农业，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再是重视商业发展，开拓丝绸之路，让百姓手里有钱。
当然开放包容也是贞观时期的一大特色，对大唐的兴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历史上哪个时代奠定了中华文明根基
宏观来讲，世界的各个区域文化是在轴心时代奠定的，也就是中国的先秦诸子百家时代。秦始皇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皇帝，然而独崇法家，改周礼为法制，这当然是进步，毕竟封建主义跟奴隶社会不同，但过分崇尚法家就危险了，才有后来的“天下苦秦久矣”，导致二世而亡。
汉初虽然有约法三章，但管理上基本承袭了秦制，只不过在吕后及文景二帝时采用了道家“无为而治”，出现了当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采用道家思想治国的还有一个朝代，就是唐朝，同样诞生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两个伟大时代。董仲舒向武帝献出“天人三策”，以儒家学说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黄老”等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建立起一个具有神学倾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所以西汉并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没和班固都没写这句话，而《汉书·董仲舒传》这么写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意思相近。
站在统治者立场，法家在封建社会时期历朝历代都是不可或缺的，儒家思想重阶级，但也并非全然倾向统治者，有所谓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教束缚，亦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人文主义思想。
对于中国人来说，儒为表，道为骨，儒家是可见的，道家为不可见的，两者思想都已深入汉人的血液，天文、五行、艺术、中医、建筑等等的基础离不开道家思想。中国人必须要读诸子百家，智慧不是科技，而是哲学，是思想。总体来说，人类在科技领域是进步的，而智慧却在退步，若非两千年前上苍在地球上遍撒的哲学之种，或许人类早已在野蛮中消亡了。
学习了贞观之治你得到什么启示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一段历史，贞观之治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他的开放，包容铸造了大唐帝国的万邦来朝。那么，回顾这个时代的历史，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呢？
首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唐朝初年由于刚刚结束战争，统一中国，土地大量荒芜，人地矛盾较不突出，且对于商业持较为宽松的态度，中外经济交流频繁，使得这一时期的经济迅速发展。
其次，在政治上，推行三省六部制，加上中央集权，提高行政效率；大力推行科举制度，加快阶层流动，使得更多人才为政府所用；并且统治者唐太宗的开明态度，维持了这一时期的一种良性的政治环境。
另外，在科技文化上，由于中外的频繁交流，稳定的统一环境，使得科技迅速发展，文化取得重大成果。
正是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造就了贞观之治
“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是反映了贞观之治是哪一方面的内容
理想圣君：开明纳谏的形象如此建立普通大众一直都有仰望的需要。
所以，历史和现实生活一样，也都是需要偶像的，尤其需要具备偶像气质的皇帝。对此唐太宗似乎一直都表现得相当配合。在唐太宗认真求谏的鼓励下，贞观一朝君臣确曾一度形成了一种直言进谏、纳谏之风。民部尚书裴矩佞于隋，也能大胆进谏力争。司马光就说：“裴矩佞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摘自《百家讲坛》2009年10月（红版），作者：谌旭彬，原题：《贞观之治:一场形式主义的乌托邦》）我行我素：纳谏虚心倾听听完不改还按自己意愿做据《贞观政要》卷二记载：贞观四年，唐太宗下诏修洛阳宫乾阳殿以备巡狩。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切谏,唐太宗虽然很不高兴，却没有发作，而是下令“所有作役，宜即停之”。还借题发挥地说出“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这句千古名言来。不过，《资治通鉴》卷193却记载，说过这话的次年，刚刚修缮完九成宫，唐太宗就再次提出要修缮洛阳宫。这一次，民部尚书戴胄站出来反对太宗依然虚怀纳谏，不仅表扬戴胄“忠直体国，知无不言”，还给他升了官。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太宗还是忍不住命窦璡修缮洛阳宫。诸如此类一面从谏如流、一面我行我素的事情，史书中还有不少零散的记载。“虚心纳谏”的唐太宗只是儒家士大夫们与唐太宗本人联手炮制出的一块“内圣外王”的“道德假象”。大臣们极力想要压抑太宗的私欲，将他纳入“内圣外王”的正确轨道，所以频繁进谏。太宗则几乎逢谏必纳，对进谏者无不大加赏赐，但在行动上却几乎没有什么改观:奖赏过谏臣之后，他想去游猎，仍然会去；想修筑新的别宫，仍然会修。（摘自《百家讲坛》2009年10月（红版），作者：谌旭彬，原题：《贞观之治:一场形式主义的乌托邦》）纳谏的秘密：形式主义表演塑造出一代圣君的形象反观贞观年间的历史，是不难发现李世民那些浓厚的表演痕迹的。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对自己日后留在史书中的形象是如此强烈地关注，以至于他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做出了刻意的修饰。他不止一次地通过与臣僚们对话的方式，极力塑造出自己生活简朴、爱惜民力的光辉形象。贞观时期的20多年里，太宗确实接受了太多太多的进谏，然而接受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大多数的进谏最后并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当他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自己虚怀若谷的帝王风度，当他对犯颜直谏的宽容被史官们载入实录之中后，很快他就忘记了谏言的具体内容。对太宗而言，重要的是接受进谏，而不是接受进谏的内容。意味深长的是，对儒家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职官僚们而言，重要的也只是纳谏，而不是执行纳谏的内容，因为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天命的代表”。所以，在儒家政治理想中，唐太宗的全部意义，只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内圣外王”的乌托邦罢了。至于贞观之治，剔除那些家给人足的“神化”，也只剩下一场完美的形式主义表演罢了。（关于李世民的贞观之治给我们什么启示到此分享完毕，希望能帮助到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