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楚云飞所属的晋绥军，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军团的问题并不复杂，但是又很多的朋友都不太了解山西晋绥军冷知识，因此呢，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楚云飞所属的晋绥军，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军团的一些知识，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问题的分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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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王”阎锡山为何能独霸山西三十余年
阎锡山的智慧才略不是改朝换代，能叫日月换新天的，他一生的过人之处都浓缩在乱世生存之道上，论夹缝求存、左右逢源、独霸一方，民国时期的割据军阀、一方诸侯，恐怕无人能盖过他。
有人曾说：“要了解那时的中国，就得明白山西；要明白山西人，必须搞懂阎锡山。”
借这个问题，少谈政治，多谈存在之道，咱们来聊聊阎锡山。
1883年，阎锡山生于山西五台县河边村。据说，阎锡山小时候经常惹是生非，十二岁时曾抓走村东头狼窝中的两只狼崽子，吊在一颗老槐树上，弄得老狼嚎叫不止，搅得全村不得安宁。
还有一次，在私塾里，有个恶少硬叫同学从胯下爬过，阎锡山打抱不平，一刀将恶少刺伤，搞得恶少家族十分愤怒，私塾得罪不起，最后只好勒令他退学。
七岁看大，从小阎锡山的骨子里就有一股子刁钻邪劲，外加一些血性道德。
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是个爱投机的小商人，先前开了一家杂货铺，后来为了赚大钱搞起了钱庄，结果因为投机不当，家财全部亏空不说，另外还欠下人家两千吊钱。
因为这个变故，阎锡山的人生闯荡是从随父逃债开始的，这段经历让他吃了不少苦，也为他后来积累下了最原始的生存经验。
二十岁时，逃到太原当店员小伙计的阎锡山，放下店铺小算盘，投考进了山西武备学堂，一年后被官费保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
在日本留学期间，阎锡山是血性青年，那时同盟会在东京搞了一个铁血丈夫团，共计有二十八条好汉，名号后来无不如雷贯耳：蔡锷、唐继尧、李烈钧······阎锡山也名列其中。
宣统元年（1909年），二十六岁的阎锡山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值得注意的是，回国闯官场之初，阎锡山就无师自通地懂得钻营，他先是走山西新军第四十三混成协协统姚鸿法的门路，到山西陆军小学担任教官，后又奋力参加清廷陆军部组织的留日归国学生会试，极力攀交咨局议长梁善济、山西巡抚丁宝铨的亲信，结果在考中陆军兵科举人几个月后，即升任山西新军第四十三协第八十六标教练官与标统，相当于干上了上校团长。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阎锡山联合山西同盟会会员，于1911年10月29日在太原发动兵变。起义军攻入城内，杀死山西巡抚陆钟琦。这是阎锡山革命高光的时刻，但许多年后有人披露，当时阎锡山躲在大校场的树林中，坐观成败，后见事情出奇地顺利，这才冲将出来当仁不让地摘桃子。
起义得手后，面对清廷的的镇压之势，阎锡山在野心的驱使下曾做过短暂强硬的对抗，但当乱世枭雄袁世凯重新出山收拾大局后，他迅速失去血性，变成了一个左右逢源的狡猾投机之人。
一方面，他积极靠拢孙中山，促使孙中山多次给袁世凯打电话，声称如不答允阎锡坐山西都督的位子，宁可南北议和破裂；另一方面，他又暗地里向袁世凯表示诚意，拆孙中山的台，赞同袁世凯建都北京的主张。
阎锡山的两面手法，十分奏效，袁世凯见他不同于其他同盟会会员，便使用笼络手段，将山西交给他，从此阎锡山开始主政山西，成了乱世山西王。
阎锡山刚坐上山西都督的宝座时，眼观乱世，他的心态很有意思，他很惧怕袁世凯，又相信自己的八字极贵，具有帝王相。
在这种复杂心理的驱使下，那一时期的阎锡山没有后来那般狡猾老练，他先是死硬地效忠袁世凯，袁世凯死后，他又选择力挺袁世凯的权力接班人段祺瑞。分析起来，那时的阎锡山大概觉得袁世凯是真龙，只有跟紧真龙，他才有可能也成为真龙。
但随着拥袁称帝、反对护法的相继失败，阎锡山很快看清了乱世，也看清了自己，也就是从这时候起，他开始奉行“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后来阎锡山将这一套概括为“保境安民”，要求“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竟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用，代我御侮”。
割据一方，留过洋的阎锡山的确有自己一套治理办法：1、提倡新式作风，男人不再留长辫子，女子不再裹小脚；2、大量兴办新式学校；3、推行“村本政治”；4、发行债券建设窄轨火车；5、实行居民身份证制度，正方形的为好人证，原形的为次好人证，椭圆形的为中人证，三角形的为坏人证。
在这些开明进步的办法下，小商人家庭出身的阎锡山在赚钱一项上更是不惜余力，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家族开发了许多的产业，大肆赚钱，他还特别喜欢发行纸币。
为什么要这么干？
阎锡山有句名言：“钱赚钱，是不用管饭的孝子。三百块钱一年的利息，比一个孝子下地干活一年的收入还多。”
近年来，有些人因不满当下而一味地粉饰过去的某一时期、某一地，说到阎锡山治下的山西，就有许多人说，当时的山西是乱世中难得的乐土，人人有学上，人人不饿饭。
这种说法很偏激，也不正确，阎锡山没有这样的境界，也绝非心慈手软的老好人。
准确的说法，阎锡山是圆滑的面子，狠硬的里子，他是一手拿他所谓的“仁”，一手拿他所谓的“法”。
不妨来看看阎锡山狠硬的那一面，这才是他独霸山西三十余年的内核。
对待心怀二心的人，阎锡山从来不会心慈手软，李生达不仅叫他杀了，而且李的全家他一个也没有放过。
为了维护手里的权和钱，阎锡山几乎用上了他能想到的所有手段。他效仿江湖帮会的做法，以自己为绝对大哥，以青红帮的名义，在山西各地建立堂口；尤其在军队中，他在每个军长师长身边都安插着两个以上的所谓“服务生”，定期听取情况汇报。
为此，许多山西将领都曾感慨地说：“跟阎会长共事，一不要动他的权，二不要动他的钱，让你干甚就干甚，不让你干甚就不要干甚。”
军阀混战时期，对阎锡山而言，山西自立是他的底线，为此，他与老蒋分了合，合了分，与直系、奉系、西北军无不虚与委蛇，相互利用。
抗战前后，阎锡山实处于乱世的夹缝之中，也是他最忙碌的时候。那一段时期，他在老宅里准备了许多画像，来哪方面的客人，就在屋里挂上哪方面的伟人画像。
面对来自多方势力的压力，阎锡山在逢源之余，曾用自嘲的语气说过另一句阎氏名言：“我是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了哪颗也不行。”
把四处逢源上升到乱世修为的高度，阎锡山根据儒家的中庸之道，曾将自己二十年不倒的经验总结为“中的哲学”——不偏不倚，情理兼顾、不过不及是为“中”；人事得中则成，失中则败；世事都在矛盾之中，要用二的分析法分析矛盾，以求得矛盾的不矛盾，使矛盾对消，达到适中，以求生存；行事要求事理，事理有母理与子理之别，母理讲的是该不该，子理讲的是能不能，母理是不变的，子理服从母理，人事以生为最高母理。
讲人情世故，安身立命，在民国那些顶尖的人物中，阎锡山可算是难得的“智者老夫子”，似乎他本人也很看重这一点，常常写一些饱含处世智慧的语录，以作家教，留香后世。
不妨来列举几个——
学问与事功，家道与世道，皆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故人生不可一时不努力前进。
不主张公道，是精神上的活死人；不劳动，是物质上的活死人。
当不计人之坏，不言人之坏，但不可不防人之坏，亦不可不分辨人之坏。
关系利害事勿骑墙，关系是非事勿含混。
有权的人必须是该做什么做什么，不可想做什么做什么。
看清楚对面，才可向前行；了解了周围，始能在中间站。
值得称道的是，这样一个事事精打细算，一味讲究生存的人，在民族大节上最终没有亏下。作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了非常重要的太原会战，有力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1937年他触景生情，写的那一首《走五台山》，如今读来依旧让人心酸之下，肃然起敬。
“雪天彻夜走清凉，飞灯光辉遍山梁。老人途中迟行进，徒步泞泥衣带霜。”
但是，随着抗战胜利，新的时代大幕徐徐拉来，军阀割据的那一套注定要被历史淘汰掉，这是大势所趋，也是人心所向。
被共产党打出山西老家后，阎锡山没了实力，只得利用老蒋和李宗仁的矛盾，但这也只能勉强在国民党内部谋来一席之地，终究无法再找回昔日的权势地位。
1949年，阎锡山虽维持着颜面，当上了行政院院长，但干的却是运送达官贵人去台湾的苦差事。
好不容易将差事干完，手下人问他去了台湾该怎么办？
阎锡山说：“儿要亲生，土要深耕，存在第一啊！”
比起那些纵横一时，不得善终的民国风云人物，晚年阎锡山有高人自知之智，也正因为如此，到了台湾，他才能够安享晚年，从容逝去。
人生赢不易，但确保不输才是大不易。
急流勇退难，但缓流不断更加难上难。
从世俗的角度，阎锡山的一生很厚重，也能给世俗之人带来诸多启示。
楚云飞所属的晋绥军，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军团
《亮剑》电视剧里黑云寨老大谢宝庆的口音，绝对令人印象深刻，从这厮嘴里说出来的“晋绥军”三个字尤为动听。“晋”是山西省的简称无需多说，而“绥”则指的是民国时期塞北四省之“绥远省”，其时省府位于归绥市，即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这两个省份在民国时期都曾被山西军阀阎锡山所控制，因此他的部队被称为“晋绥军”。
阎锡山以晚清的山西新军起家，成为统治山西近38年的军阀，他的基本部队原称“晋军”，绥远地区则一度是冯玉祥的地盘。1926年春，阎锡山联络奉系和直系共同打击冯玉祥的“国民军”，张大帅想撵走占据北京周边的老冯，吴大帅要报第二次直奉大战老冯临阵反水之仇，三方于是一拍即合，致冯玉祥大败退往西北，1926年8月晋军前敌总指挥商震率部进入绥远。阎锡山就任“安国军副总司令”，总司令张作霖正式承认了晋军在绥远的存在，并以商震为绥远都统，于是“晋绥军”名号初定。
不到半年，反复无常的阎锡山又宣布效忠广州国民政府，被编为第三集团军参加北伐。又与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成为盟军，自西向东攻击奉系军队，张大帅下野逃回东北（路上出了事），晋绥军势力扩展到华北中心地带。而蒋介石为打压冯玉祥，故意将平津地区的警备权交给了阎锡山，这也是晋绥军的巅峰时刻。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阎联军战败，阎锡山的军队缩回山西，但绥远地区远在塞外，蒋介石鞭长莫及，仍旧是晋绥军的势力范围。
（晋绥军名将商震）
1931年东北沦陷后，日本关东军的势力侵入内蒙，察哈尔等省成立了伪蒙政权，绥远就成为了抗日前线，晋军名将傅作义是年底兼领绥远省主席，一度重创日伪军。全面抗战爆发不久太原沦陷，阎锡山率领晋绥军主力退往晋南，而以第七集团军司令傅作义，率所部第35军北上绥远继续抗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任命阎锡山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作战区域即划定为：山西全部、绥远全部和察哈尔、河北一部。
实际上，傅作义自领兵坚持绥远抗战开始，已经逐渐脱离阎锡山的掌控而自成一系，蒋介石为了分化晋绥军实力，防止其趁机壮大，也一直延揽和拉拢晋军大将，商震和徐永昌都成为南京方面重臣。为抬高傅作义的地位，使其有资格和能力与阎锡山分庭抗礼，1939年特任命傅作义为第八战区（朱绍良）副司令长官，不再归阎锡山节制。到抗战末期，干脆新成立个第十二战区给傅作义，此时傅部实力雄厚，阎锡山亦无可奈何，而商震、徐永昌和傅作义等脱离晋绥军，是阎锡山系统无可挽回的损失。
（晋绥军老大阎锡山）
傅作义治军严明，抗日坚决，又与八路军过从甚密，阎锡山诬其为“七路半”要求蒋介石惩办，换了别人，恐怕真的要兵权旁落了，然而蒋介石为了牵制和弱化阎锡山，破天荒地轻描淡写，终至傅作义成为一方诸侯，到解放战争期间升任华北军政一把手，地位已在阎锡山之上。
所以“晋绥军”这个称呼自1939年起，已经名不符实了，绥远方面的部队阎锡山已经失控。中原大战前，晋绥军经过阎锡山的四次扩充已达20余万人，战败下野后，被张学良收编为5个军不足10万人枪；抗战期间，晋绥军先后有10个军的番号，但直到1940年也只编有8个步兵师和2个骑兵师，最惨的时候被八路军和日军压缩到晋南一隅，只剩4万余人；蒋介石看其可怜，为了利用阎锡山牵制另外二股力量，拨给他四个集团军的番号，到抗战胜利前，晋绥军大约有8个军24个师10余万人（傅作义的部队不计在内），力量较弱，这也是阎锡山留用部分日军的原因，手底下缺货。
1927年起，阎锡山筹建太原兵工厂，成为晋绥军武器装备的主要来源，到抗战爆发前已经有18个分厂，可生产七九步枪、日式九二重机枪、一二式山炮、迫击炮甚至仿制的“汤姆逊”冲锋枪等，产量不低。太原沦陷时由于大部机器未及运走，因此在抗日战争期间仅能生产少量步枪和轻机枪，以及子弹和手榴弹等。晋绥军的军装为灰蓝色，但帽徽与胸章，与国民党中央军相同，这一点可以在《亮剑》、《豆娘》、《铁在烧》等抗日剧中得以印证。
当然了，到底有没有楚云飞的358团，实在没地儿考证去了。OK，本文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